众所周知，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出现了一股“去工业化”的浪潮，其主要特点是：
(1）在发达国家，劳动力迅速从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汽车、钢铁、消费类电子等以往具有优势的制造业不断弱化，制造业占本国GDP的比重持续降低，服务业越来越占主导地位；31
(2）为了利用发展中国家相对低廉的劳动力和资源成本，发达国家的大批制造企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生产据点，促进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制造业快速崛起；
(3）由于向国外转移生产据点，发达国家向国外进行直接投资的制造企业既降低了生产成本、增强了产品竞争力，又扩大了市场，增加了利润，但在国家层次上出现了制造业“空洞化”，失业率上升、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
自2010年以来，随着机器人等自动化生产技术的发展，加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平均直角坐标机器人工资水平的上升，对于发达国家的制造企业来说，出现了马克思所说的“机器的价值和它所代替的劳动力的价值之间存在差额（使用自动化机器比使用人工更廉价）”的情况，即使是在人工费较高的发达国家，也能以较少的人员实现机器人24小时不间断生产，从而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廉价的或现在已经不廉价的劳动力对发达国家的制造企业不再具有吸引力，越来越多的向国外进行直接投资的发达国家制造企业开始“打道回府”，推动发达国家在国家层次上开展以重振制造业为核心内容的“再工业化”，特别是在兴起“页岩气革命”的美国，利用页岩气建设大规模无公害的发电厂，使廉价的电力成为促进制造企业回归的又一重要吸引力。32当然，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战略既不是重复当年的“工业化”，也不只是吸引本国制造业从国外回归，而是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夺取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制高点，拉大美日欧等技术先进国家的制造业与中国等新兴工业国家的制造业之间的差距。
当发达国家纷纷推进“再工业化”的时候，仍处在工业化途中的中国却在近年来经济增长放缓的过程中出现了“去工业化”的倾向。所谓“去工业化”是指一个国家业已形成的制造业优势逐渐趋于萎缩和衰落，表现为制造业产值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迅速下降，同时服务业所占比重显著升高。从2012年至2015年，我国服务业的繁荣虽然对保持失业率在可控范围做出了重要贡献，却将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从生产率水平较高的制造业转移到生产率水平较低的服务业（目前我国整体服务业生产率水平只有工业的80%）33，从而导致整个产业的生产率水平的下降。更成问题的是，随着制造业农民工人数的大幅度减少，投资增速的回落，加上一部分发达国家将设在中国的生产据点撤回本国，很可能加大我国制造业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差距，形成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马太效应”（Matthew Effect），使美国得以利用其高科技优势作为维护其世界霸权与遏制我国崛起的有力手段，这是我们必须加以高度关注的动向。